怪、力、乱、神，孔子所不语也。即使偶谈鬼神，孔子也持一种淡然疏远的态度，所谓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，“敬鬼神而远之”。鲁迅曾赞佩孔子说：“孔夫子生在巫鬼势力旺盛的时代，却偏不肯随俗谈鬼神。”不语不谈，敬而远之，这是孔子的理性态度。后代的读书人，或不谈鬼神，或虽谈而存疑，抑或借鬼神而影射人世。
鬼神的实用性
南开大学教授侯杰与夫人范丽珠合著了一本《中国民众宗教意识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识》），因知我研究过民间信仰，遂邮赐大著请我“教正”。我认真拜读了此书，写了下面一点读书笔记。
读此书时，我总是不时地生出慨叹：谁要是有能耐把纷繁杂乱的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史实梳理清楚，再加以理论上的科学解说，那他可真是有本事的人。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，向来以源头众多、崇拜对象纷繁复杂而著称，千百年来已积为一笔剪不断，理还乱的糊涂账。孔子何以不多谈鬼神？宋朝文人周密解释说，这是因为“有未易语者”。鬼神之事的确不易谈，特别是民间的。我想，在这方面，若是能将史料理出头绪来，已属不易，而若能加以理论说明，就尤为不易；若是能做专题研究，已属不易，而若能做综合研究，就更为不易；若能使读者获得民间宗教信仰史的正确知识，已属不易，而若能将研究这种历史现象的科学结论交给读者，就更加不易。《意识》一书，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，解决了这当中的许多难题。
“民众宗教意识”这个概念用得好。它的涵盖面极广，把民众中一切宗教信仰方面的心理、观念以及相关行为都概括进去了。本来，中国民间有无宗教，哪些现象算是宗教，那些又算是有宗教意味的信仰，乃是“核心明确而边围含混”（《管锥编》引近人论分类语），而这正反映了民间宗教信仰的特点。《意识》的作者看到了这一点，故而有意识地跳出了“非此即彼”（是否宗教择一）的思维模式，而采取了一种闳通的眼光，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事物，从而网罗了大量形形色色的“宗教性”事象作为认识对象，诸如信灶王、信钟馗、讲禁忌之类，确立了自己的民众宗教信仰史研究格局。一部学术史其实也就是一部发明和运用概念的历史。《意识》一书的成功甚得益于“民众宗教意识”这一概念。概念是研究的起点，也是研究的结晶。我猜度，《意识》的著者在研究工作初始时，一定是细细地推敲过“民众宗教意识”这一概念的，然后又通过对历史现象的研究，充实和坐实了这一概念。
我一向感到，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根柢，全在“务实”二字，换句话说，就是鬼神是具有实用性的，供他是为了用他。这是一条大经络，以此可以解释众多的民间宗教信仰的现象和特性。早年我研究行业神崇拜时，曾经触及过这条大经络，但仅局限于此一隅，并没有做过全面性、综合性的研究。《意识》一书则在此方面下了大气力，且多有创获。著者说：“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中心可谓趋福避祸。”这句明快的断语，在书中有大量的史证作支持。本来是极端出世型的佛教，何以在民众信仰中变得富有人间烟火味？著者告诉我们，这是民众宗教意识的务实特性促使佛教世俗化的。观音的香火为何盛过释迦牟尼？因为观音热心凡间琐事，务实的民众更需要“她”。民众为何要给灶王娶妻，给神仙过生日？因为在务实的民众眼里，神灵也是需要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。总而言之，对于鬼神完全采取“供之为用之”的实用主义的态度，这便是“务实”二字的真谛。对于民众宗教意识之务实特性的总根源，著者有一句话可谓将其说透：“农业文明成为民众宗教意识的第一个摇篮。”同时又指出，儒家理性传统的影响，也是形成这种务实特性的重要原因。这些论述，大大深化了我对“务实”二字的认识。
我读的《中国民众宗教意识》是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的第一版，后来又出了修订本。我没读过修订本，想来修订本会比初版更好。
义和团从小说里请来了神
朋友向我推荐了一本书，说此书获得过几项大奖――费正清奖、列文森奖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奖，书名叫《义和团运动的起源》（以下简称《起源》）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。觅来一看，竟是一位名叫周锡瑞的美国学者写的。
细读这本书之前，我猜度这可能又是一本不脱近代史著述老套子的书，所谈内容大概也就是些义和团如何反帝或排外之类的老话题。读后方知不然。原来，这是一本视角新，结论新，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。此书所取的新视角，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风俗史视角、民众文化史视角，这就涉及很多民间信仰和法术方面的内容，所以我把它也看作是一本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著作。这个视角，对于科学地说明义和团的起源等许多问题，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。
关于《起源》这本书，可说的话很多，我只想根据自己的兴趣说一点――这是一件小说影响历史的个案。说小说影响了历史，乍听起来匪夷所思，其实，这在旧时代实属平常之事。鲁迅先生曾说，我们国民的学问，大多数靠着小说和从小说编出的戏文。这也就是说，国民是靠着这种小说所提供的学问去行事，去参与书写社会历史的，这不正是小说影响了历史吗？张恨水先生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民间一切秘密结社，无不受《水浒》之赐。施耐庵一枝笔，支配民间思想四五百年。这话说得很深刻，也很有趣，更反映了事实。这个事实就是《水浒》《三国》等旧小说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众，进而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面貌。
关于小说能影响历史，我在做行业神崇拜研究时，便有过深切的感受――我国百业所奉的祖师爷中，很多都是从旧小说中请出的人物。现在读《起源》这本书，更强化了我原有的认识。从周锡瑞的研究看，义和团运动从起源到许多具体行为，都与旧小说的影响有极深的关系，这无疑说明了小说曾经影响了义和团。同为小说影响历史的个案，祖师崇拜的案例是颇为局狭的，也并不那么重要，而义和团的案例则很宏观，也很重要，因为这还是一个“小说影响了一场民众运动”的个案。
周锡瑞举出的大量史料表明，义和团曾经从小说戏曲、民间信仰、武术拳法等民间文化中得到过最初的启发。这也就是说，义和团的原始萌芽，是借助过小说和从小说编出的戏文之力的。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西游》《封神》这几部小说，曾经对义和团的信仰及行为方式，发生过至深至巨的影响。可以说，义和团是充满了“三国气”和“水浒气”，以及“西游气”和“封神气”的。对此，《起源》中的论述颇多，如“义和团所请的神五花八门，均来自戏文小说中的英雄好汉，有孙悟空、猪八戒，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关公、赵云、周仓，《封神榜》里的毛遂、孙膑、杨戬等等。”周锡瑞认为，这形形色色的小说人物，为拳民们的“降神附体”行为，提供了“叙述背景”。所谓“叙述背景”，也就是拳民们奉神所依据的“文化材料”。“叙述背景”之说，是支撑周氏义和团起源说的有力证据之一，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一幕小说影响历史的史剧。
在旧时代，统治者经常查禁小说戏曲，他们为此发布过许多谕旨、法令。北大王利器先生曾搜集有关史料，编过一册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》。究其查禁小说戏曲的原因，除了为防止所谓“有伤风化”以外，更重要的，恐怕是担心有些小说具有鼓动民众骚乱、造反的“煽惑力”。《起源》一书揭破了这一点，论道：“满清一代统治者鉴于小说与民众骚乱间的联系如此明显，遂下令查禁这些具有颠覆性的文学作品。”对这个论断，周先生是以大量的义和团史料做证据的。我想，若是有谁想了解一下某些旧小说的所谓“煽惑力”和“颠覆性”，义和团这件个案是不可不查的。
梁启超曾倡言过“小说革命”，因为他觉得旧小说对民众的不良影响太大。他认为，中国人的江湖盗贼思想、妖巫狐鬼思想、堪舆、相命、卜筮、祈禳、阖族械斗、迎神赛会等等思想和行为都来自小说。关于历史上小说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究竟有多大，是好影响多些，还是坏影响多些，我想，还需要经过细致的研究才能下结论。但是，单就影响力或曰煽惑力而言，梁启超的看法无疑是对的，《起源》一书则更是用大量的史实证明了小说对于民众的影响力之巨大。
犯人与狱神
我因为研究行业神，对狱神做过一点研究。某日，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看到一篇书评，是评论《中国神秘的狱神庙》（以下简称《狱神庙》）一书的，顿感兴奋而又奇怪：这么一个小小的鲜为人知的神灵，竟有人写出了一本专著！著者叫张建智，湖州人。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题研究狱神和狱神庙的书。
狱神之引起人们的兴趣，大概缘起于俞平伯先生研究《红楼梦》时，研究了有关狱神庙的脂批。《红楼梦》写了狱神庙，贾宝玉仿佛也进过狱神庙，这就引得人们非要弄明白狱神和狱神庙是怎么一回事不可。我研究狱神当然不是为了研究《红楼梦》，而是为了研究行业神崇拜。我认为在狱吏和犯人这两类狱神祭拜者当中，狱吏祭狱神是具有行业神崇拜性质的。我仅仅从这个角度研究了狱神。张先生的研究则是一种全面性的研究。
这本《狱神庙》的写法有些特别。序文作者曾彦修先生介绍说：“全书（或全文）共八十小段，不置章节，全以随笔方式出之，夹叙夹议，看起来不易枯燥。当然，用此方法，难免就有些离题颇远的文字。”一分为二。好处还是第一位的。用这种写法写，我想，大抵是出于一种无奈，因为狱神庙的材料太少了，写成长篇大论的章节体几乎不可能。我佩服张先生的聪明，他发明了一种用随笔体写作学术著作的方法。我看这是一种创体。古人当然用类似的笔记体写过学术著作，如顾亭林的《日知录》之类，但若张先生这种以八十段随笔体长篇来谈一个学术问题的著作，却似乎从没有见过。张先生是个老实人，书中在引述拙著《行业神崇拜》里提供的资料时，特别做了说明，以示不掠美之意。但实际上张先生对狱神的研究，实在是比我深入多了，特别是他对犯人祭狱神的心理的研究，我不仅没有涉及过，而且了解很少。《狱神庙》给我补了这一课。
古代监狱为什么要设置狱神庙？简而言之：神道设教。狱神庙，并不是宗教界所设置的，也不是犯人要求设置的，而是政府设置的。设置狱神庙，是为了狱政的需要。具体说，就是为了教化犯人和狱吏，教化犯人要认罪服法，教化狱吏要办好狱事。关于对犯人的教化，《狱神庙》里有一句总结性的话：“秦汉至清末民初，县级行政单位监狱中构建有狱神庙，目的是‘恐吓和震慑囚犯’。”用狱神来恐吓与震慑犯人，此为古代监狱对犯人的“狱神教化法”。
最早的关于犯人祭狱神的记载，见于《后汉书・范滂传》。记云：汉代名臣范滂被捕入狱后，狱吏下令说：“凡坐系皆祭皋陶。”范滂回答说：“皋陶贤者，古之直臣，知滂无罪，将理之于帝，如其有罪，祭之何益！”狱吏只好作罢。可以看出，狱吏本是想行教化之责的，想拿狱神皋陶来震慑范滂，让范滂认罪服软，哪知范滂是条硬汉，根本不承认有罪，所以也不想求狱神保佑；而且范滂还认为，即使真有罪，祭神又有什么用？像范滂这样的不祭拜狱神的犯人，在古代还真是不多见的。
《狱神庙》将犯人大别为死刑犯和徒刑犯两大类，并总结了他们各自祭拜狱神的目的和心理：“判了死刑的，怕死后上苍还要罚他受罪，他们请求狱神在上苍面前多说好话，下了地狱，不要再惩罚他，也便是说为自己的亡灵超度。”徒刑犯，“在狱神面前表示忏悔，表示认罪，请求对他宽恕，祈告狱神，能赐他们早日出狱，与家人团圆”。这些概括，当然都是言之有据的，所依据的历史资料，主要是取自古代的小说和戏曲。小说、戏曲是有证史的功能的，特别是对于考察古人心理，尤其有参考价值。
关于死刑犯祭拜狱神，《水浒传》上有这么一段：狱卒把宋江、戴宗二人“驱至青面圣者神案前，各与了一碗长休饭，永别酒，吃罢，辞了神案，漏转身来，搭上利子，六七十个狱卒早把宋江在前，戴宗在后，推拥出牢门前来。”这个青面圣者，便是狱神。但这个狱神已不是范滂时代的皋陶，而是汉臣萧何。
关于非死罪或尚未定罪的犯人祭拜狱神的情况，《狱神庙》提供了不少材料。小说《果报录》第六十七回有唱词道：“行来已到萧王殿，炉内香烟淡淡飘。（白）：咦！那监牢里也有神道个（咯），让我许个（这）个愿心介（吧）……让神保佑小姐平安离狱底，愿得香烛殿前烧。”这是一个犯人家属在祈求狱神保佑犯人早日出狱，平安回家。京剧《玉堂春》里苏三的唱词道：“待我拜拜狱神爷爷，才好起身……狱神爷爷听我言，保佑苏三得活命。我与你重修庙宇换金身。”这是一个可能被判死刑的犯人，在祈求狱神保佑自己活命。
小文写到这里，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“文革”时的秦城监狱以及大大小小的大有牢狱之风的牛棚。那些地方，曾经关过无数范滂、苏三式的所谓“罪犯”和“罪人”，他们每天都要向领袖请罪，认罪，请求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我恍然觉得，这景象与古时的祭拜狱神，不是颇有几分神似么？那场造神运动的荒唐性，于此可见一斑。谈古代狱神，竟谈到了现代，这是巧合呢，还是历史逻辑的暗合呢？我想，都有些吧。
旅人的迷信
研究古人的迷信，不能放过研究古代旅行史，因为旅人的迷信较之安守在家者，不知要严重多少倍。古代旅人的迷信，乃是古代社会迷信状况的一个重要个案。
宗教学家、民俗学家江绍原所著的《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》，是一本研究古代旅人迷信的专书。这本书原计划要写六章，但只写了第一章，题目是《行途遭逢的神奸（和毒恶生物）》，从这个题目可以看出，作者研究的重点是古代旅人对旅途上神鬼精怪的迷信。此书最早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出版，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9年影印了此书。
考察古代旅人的迷信状况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材料极少。江绍原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寻觅可以视作“旅行指南”的材料，他认为，古代的“旅行指南”中必包含有不少关于旅人迷信的信息。他认为，古代青铜器上的某些与旅途有关的图像和上古奇书《山海经》，可以视为上古的“旅行指南”。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，因为这类图像和《山海经》的许多内容，与地理方物、旅行见闻有关，尽管其中许多图文看似光怪陆离，荒诞不经，但实际上却是古代旅人对于旅途艰险的一种扭曲的和夸张的记述，其中所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神鬼精怪，实际是旅人因恐惧而想像和创造出来的，是旅人迷信观念的产物。
关于青铜器上的与旅途有关的神鬼精怪图像，江绍原说：“行途的，或远近各方的毒恶生物和鬼神精怪，相传在很早的时代便不但有，而且有了大规模（包括多物与多地）的图画表现。”可知旅人对于神鬼精怪的迷信，不但起源很早，而且广泛存在而兴盛。据江绍原推测，古传说中的“夏鼎”上面，就可能画有这类图像。证据是《左传》所记王孙满向楚子说的关于“夏鼎”的话：“故民入川泽山林，不逢不若（不顺）；螭魅魍魉，莫能逢之。用能协于上下，以承天休。（民无灾害，则上下和而受天佑）”。江绍原解释说，古人认为，进入川泽山林，必会碰到螭魅魍魉等鬼神精怪，而这些鬼神精怪的形状各不相同，不便记忆，便要画成图像，以供观览了解，供出入山林之用，于是“夏鼎”之类的器物上便铸上了这种图像。他又解释说，即使“夏鼎”未必真有其物，但《左传》所记的王孙满的话，“仍反映了史前和有史、文字前和有文字时代的人们，要求旅途神奸图或云图画式旅行指南之心。”也就是说，关于“夏鼎”的传说，实际上反映了古代旅人对“旅行指南”的需求。
对于《山海经》可以视作“旅行指南”的理由，江绍原从分析《山海经》所记的古神话、古异闻入手，将这些古神话异闻分成五大类：1、种种于人有害的动植物和其他神物；2、与风雨有关的山岳和神人；3、神灵的形状和祭祀神灵的方法；4、有利于人的动植物和异物；5、奇形怪状的异方之民。然后推断说,“此五项正是行人所不可不知，旅行指南所不可不载”的。据此，他认为《山海经》也是可以视作“旅行指南”的。作为“旅行指南”，《山海经》上所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神鬼精怪和毒恶生物，实际上都是古人认为在旅途上会遇到的，并需要旅人特别加以注意和应付的。
旅人的迷信，何以会比安守在家者要严重得多？这源于古人对旅途的深深的恐惧。恐惧生迷信，迷信生（造出，想像出）鬼神。所谓“行途遭逢的神奸”就是这样产生的。古代特别是上古，交通极为不便，旅途上艰险甚多，旅行环境极为恶劣，而旅人对于这种艰险环境的抗御能力又极弱，这便使旅人产生了深深的恐惧，进而造出形形色色的神鬼精怪。对于古代旅途之艰险，
江绍原这样描述道：“言语风尚族类异于我，故对我必怀有异心的人们而外，虫蛇虎豹、草木森林、深山幽谷、大河急流，暴风狂雨、烈日严霜、社坛丘墓、神鬼妖魔，亦莫不欺我远人。”其中，除了“神鬼妖魔”，都是旅途上会经常遇到的艰险，而“神鬼妖魔”则是这些艰险给旅人带来的恐惧和迷信心理的产物。《西游记》里写了许多妖魔鬼怪，实际也都是旅人的恐惧和迷信心理的产物。
一位研究宗教史的法国学者说过一句精辟的话：“古今生活思想中神怪方面之史的研究，能够帮助解放人的心灵。”江绍原对于古代旅行迷信的研究，就具有破除迷信、解放迷信者心灵的作用。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就像猜谜语，谜面虽然总让人觉得不易捉摸，甚至有点神秘，而一旦弄清谜语是怎么造出的，谜底又是什么，那种神秘感也就荡然无存了。
（《世俗与神圣――中国民众宗教意识》（修订版），侯杰、范丽珠著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，26.80元；《义和团运动的起源》，【美】周锡瑞著，张俊义、王栋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，25.00元；《中国神秘的狱神庙》，张建智著，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，10.00元；《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》（影印本），江绍原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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